开放的大国创新

本文转载自产业荟（ID：THUIGI_Innosight）

作者：傅晓岚，《中国创新之路》作者，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技术促进机制十人顾问小组成员，牛津大学技术管理与发展中心主任

多年来，中国创新体系的演化路径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一种开放条件下的自主创新——既持续吸收全球的知识和资源，也不断累积自身的创新基础和能力，这是一个双轨交互的动态过程。

尽管“开放创新”并非中国独有，但“开放的国家创新体系”（Open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是原来没有提出过的一个理论框架。该理论框架的提出，是笔者基于过去十年对中国改革开放后创新政策、管理与实践的跟踪分析和研究，以及对于中国未来发展路径的探索而得出的一些初步判断。

中国改革开放近40年来，在技术创新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中国的创新发展走的是一条开放的大国创新道路，通过开放的大国创新战略，实现了一个相对快速的追赶。

中国未来的创新发展，若要全面驱动经济转型和深化体制改革，仍然要走开放的大国创新之路。

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创新体系、开放创新与中国的实践

国家创新体系（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简称NIS）作为分析一个国家创新能力的重要理论框架，本身就具有持续动态演化的特征。简而言之，NIS通常指国家、企业以及公共的大学和科研院所及其相互之间的联系和互动所组成的系统。如果从产业层次上展开，创新体系还包括企业与用户、供应商、竞争者之间的互动，以及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之间互动的过程。

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伴随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各国的创新体系实际上已经由封闭转向开放。以中国为例，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让中国的对外贸易、对外投资，以及人才跨境流动进入了快速扩张期，加上1990年代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应用，新的知识、技术和思想通过不同的渠道开始了有意无意的、跨越国家边界的大规模流动。中国的创新体系不仅逐步趋向于一个开放的体系，成为全球创新体系的一部分；还通过与其他国家创新体系的深度互动，既从全球资源网络中吸取了养分，也不同程度地向全球知识体系做出了贡献。简而言之，过去多年中国创新体系的演化路径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一种开放条件下的自主创新——既持续吸收全球的知识和资源，也不断累积自身的创新基础和能力，是一个双轨交互的动态过程。

在国家创新体系中，政府和企业在整个创新链条上的不同阶段会发挥不同的作用。例如，二战后初期，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美国自然科学基金（NSF）为代表的官方机构，通过推动重大前沿成果的技术扩散和引导高技术风险投资及创业活动，在本国创新体系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而回顾中国改革开放后的追赶与创新，多个创新主体共同发挥作用、多种渠道获取知识和技术的特征更加明显。从最初的对外贸易和引进外资，到后来的对外投资和跨国并购，再到近些年来人才和要素的双向流动——这种“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互动方式不仅得益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政策引导，还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市场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中国开放的国家创新体系是多种资源、多种主体，以及多种互动、扩散渠道共存的，相应的演进过程也是动态变化的，即伴随自身能力的增加，不同主体、不同渠道发挥作用的权重也在不断变化。

开放创新的趋势是世界性的。从美国《自然》杂志2015年发布关于全球顶尖的67本科学技术、科学工程杂志的论文合作情况可以看出：美国是主要的论文产出国，其中有60%左右的论文由国际合作完成；在欧洲，德国、法国、英国是主要的原创性技术创新产出国，但欧洲的大量创新成果离不开欧洲内部与欧美以及其他国家的合作。由此可见，在美国和欧洲这样领先的创新型国家或地区，以顶级科技论文为代表的科研成果有将近一半是通过国际合作来完成的。同时，中国是欧洲之外最大的原创性科学创新产出国，中国一半以上的科研成果（以顶级期刊论文为代表）也源于国际合作。进入21世纪后，这种开放合作的发展趋势更加显著。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的报告显示：在2009-2013年间，国际合作发表的论文以及通过国际合作完成的高水平科学研究，范围越来越大，合作网络的密度也越来越大。以国际合作研发为代表的开放创新已是大势所趋，中国所走的这条开放创新道路，符合全球技术创新发展的潮流。

中国的创新模式与“开放的国家创新体系”理论框架

中国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和转型升级所取得的一系列重大成就具历史意义，能否从创新范式及其实践的视角来总结出一些关键的经验，奉献给更多的后发追赶型经济体乃至全世界？这是笔者近些年来反复思考的问题。具体来说，尽管“开放创新”并非中国独有，但“开放的国家创新体系”（Open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是原来没有提出过的一个理论框架。这个新框架的提出，是笔者基于过去十年对中国改革开放后创新政策、管理与实践的跟踪分析和研究，以及对于中国未来发展路径的探索而得出的一些初步判断。

数十年来，随着全球化的日益深入，跨国的商品流动、直接投资资本、人才的流动不断加速，互联网等新技术的普及又进一步扩大了知识、技术、技能在全球范围内的传递与交互，并大幅降低了交互成本。同时，随着创新模式由封闭转为开放，以及地区间合作创新模式的出现，国家创新体系也由原来的封闭型体系，逐步变为开放的国家创新体系。

开放的国家创新体系理论与之前提到的东亚模式有所不同。笔者认为，国际上对“东亚模式”的总结有不少是有失偏颇的。回顾日本的创新“起飞”历程，以福特、通用电气为代表的许多跨国公司对日本的技术转移（特别是汽车产业的转移）发挥了重大作用。又如，韩国的成功技术追赶靠的不仅仅是产业政策，也离不开一些重要的外部因素——特定时期（当时处于冷战时期）西方国家对韩国的巨大技术援助，以及在欧美发达国家大规模留学的归国人员。类似地，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中国台湾地区，同样得益于一些创新领先国家的技术援助、引进后的消化吸收，以及很多返回台湾的留学人员，包括新竹工业园的建立均与之相关。值得一提的是，后期的诸多研究将这些关键因素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反而在很大程度上放大了产业政策和所在国家或地区的政府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东亚的追赶模式也有赖于开放的创新体系，即内、外作用同时发力。

中国的创新与追赶模式，既难以用目前基于“日韩经验”总结的理论来解释，也不属于“华盛顿共识”下所崇尚的框架体系。一方面，学者们总结的以日韩为代表的东亚新兴经济体追赶经验，主要是依赖于以国家为主导的产业政策、政府的主动干预作用，特别是强调要保护特定的产业，通过封闭式的产业政策扶持产业发展以形成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学者们总结的“华盛顿共识”主要是强调充分利用“市场的手”。实际上，中国所走的开放创新道路，本质上是给“东亚模式”一个更贴近历史真实的客观解释，但与此同时，中国的道路又和已有的“东亚模式”有所不同。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拥有一个巨大、多样的国内市场，有不同层级的消费群体——这恰恰是日韩等许多东亚国家所不具备的。得益于“大市场”这样一个大国资源禀赋，不仅降低了不同类型创新者的市场进入门槛，也能够让大量的创新企业根植于国内市场获取创新回报，加速形成规模化的创新能力，并最终走向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同时，它还能够让一些新商业模式或新业态以很低的扩张成本从“小众”走向“大众”，从“草根”转向“主流”。与此同时，得益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大国体制优势，中国在一些关键技术领域和产业部门的创新主体能够自上而下，以举国之力研发和推广新技术、新产品。如中国高铁、特高压电网的发展成就都与此相关。未来，在全球互联的时代，这种开放创新的道路是非常实用的。

中国大国开放创新体系的特点

随着各级政府不遗余力地推动开放创新，中国已发展起了属于自己的国家开放创新体系。在这样的国家创新体系当中，企业的创新生态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开放。从国内来看，从研究、开发到商业化的整个过程中，创新者（个人、机构、企业）在各个不同的时点根据需要可以和这个创新生态体系中的其他参与者进行合作与互动——几乎囊括了包括政府、大学和科研机构，市场上的供应商、用户，以及投资人、各种中介机构和科技服务平台等在内的所有主体。从国际上看，中国的创新者们能够同时利用国际国内的要素、人才、资本，并同时面向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从大量的创新实践来看，中国本土企业的优势特别集中在创新链的后一段——即“价值捕捉”这一环节，即基于已有的技术，通过适当改造，形成大规模的产业化生产能力。为此，中国创新的未来升级之路特别需要把价值捕捉的优势逐步升级为“价值创造+价值捕捉”，即更多关注创新链的前端——研究和开发——这一阶段，在研发阶段就捕捉到有价值的方向，占住先机。过去，无论是企业实践，还是政府政策，都高度重视国际技术转移和技术本地化的结合；未来，中国需要更多的自主创新和合作创新，特别是要在全球范围内利用和整合创新资源，与其他各国创新者们共创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这样的机会本身也会越来越多。

基于我对中国创新进程的观察和对产业的研究，中国的开放国家创新体系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中国创新的主体是多重的。在中国不同的地区（如东部沿海与内陆地区之间）、不同的产业部门（如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创新的主体构成有所不同，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外资企业所发挥的作用也有很大差异。这主要与各地区的发展历史、区域禀赋以及开放程度相关。比如，对外开放最早的珠三角地区因毗邻香港和东南亚，外资企业相对比较集中；而江浙地区因民营经济发达，私营企业比重较高；此外，重工业在东三省，国防工业在西南地区等等。在不同的地区，产业结构不同，创新主体也不同。浙江私营企业以轻工业为主；广东是早年外资带来的电子加工贸易形成的电子工业产业基础；东三省是资本密集的，国有企业有相对优势，表现则相对活跃，起带头作用。从更大的视角来看，在中国的创新体系中，既有华为、腾讯这样的民营企业作为“创新领军者”，也有在高铁、航天、电网等领域大型国有企业作为“创新骨干者”，还有在互联网、信息技术、以及新能源等领域一大批由海归创业和风险投资推动的“创新颠覆者”，更有像西门子、微软这样在中国建立研究院、实验室的“跨国创新者”。私营、外资企业都可以找到适合的发展空间与行业来推动中国创新。创新是多主体的，多个主体各自在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地区，找到各自适合的生存空间。

第二，在创新的过程中，中国利用了两种资源——自主创新和外部资源，利用了两个市场——本土市场和全球市场。这样的资源配置和整合利用过程，在创新的不同发展阶段，权重有所不同。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更多的依赖外部技术引进，将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的过程相结合。而到了2006年“自主创新”成为国家核心发展战略以后，自主创新的权重越来越大。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自主创新并不排斥对外开放。近些年来，越来越频繁的国际合作、人才流动、跨境投融资逐步成为中国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的重要形式。例如，资本的流动从单纯的引进外资转变为2000年后主动的“走出去”，寻求战略资源整合。由此可见，中国的创新过程是利用了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两方面支持的开放过程。

第三，中国创新是动态演进的过程。中国创新有明显的行业特征：高铁、航天、特高压都是资本密集型行业，互联网、信息技术、新能源是新兴产业，跨国公司的创新既涉及高科技产业，也不乏中低技术领域。在中国，创新的实现方式拥有多种渠道，这是一个动态演变的过程，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组合。之前30年，中国创新是以技术转移为主导的这样的一个消化、吸收转移的过程；未来不仅会以自主创新为主，也会是一个技术创新和共同创造的过程——创新的资源要素组合在不断地演变和改进。此外，中国的创新者们既利用了国际和国内的资源、资本、人才，也利用了国际、国内两个市场。总的来说，中国创新是整合的、内外兼容的动态演化过程。

时至今天，新技术、新产业飞速发展，颠覆性创新不断涌现，不确定性越来越高，技术进步的方向越来越难以捕捉——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最优秀的创新型企业，又进一步演化成为两类群体。

第一类企业是以华为为代表的全球性企业。目前，华为已经是全球运营、全球研发、全球合作的模式。通过全球16个研究院所、36个联合创新中心、300多个标准组织/产业联盟等，华为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创新合作，完成了全球研发布局。华为海外公司员工本地化比例在中国海外投资公司里是最高的，也有不少本地员工进入了管理层。在全球合作方面，华为有一个持续了十几年的项目：创新研究项目（HIRP），形成了一个全球性的由几百个研发合作伙伴组成的合作网络。华为的全球布局，从生产、研发、合作、营销、技术服务等各个方面看已经完成。

第二类企业是基于原始创新和二次创新的技术，依托巨大的国内市场，逐步形成了独特的竞争力，以腾讯、阿里巴巴以及中国中车等为代表。这类企业下一个阶段的任务就是扩大全球化，通过全球的技术扩散，最大限度地实现自身的独特价值（包括技术和商业模式）和国际竞争力。

两种企业的区别在于：第一种企业的创新来源是全球的，市场也是全球的，而第二类企业的创新来源有一部分是全球的，但更多的是本土的，同时尚未形成全球化的创新网络，在市场上的国际竞争力还相对有限。某种程度上，尽管目前华为在中国企业里还是一枝独秀，但是，华为、中兴等企业代表了中国创新者整合、利用全球创新资源的一个重要方向，未来，在更多领域还会产生类似从研发到制造、再到市场创新都具有全球领先地位的领军企业。对未来的建议

我对中国创新未来的建议是六个字：“共创造、谋引领”。所谓“共创造”，即中国与其他国际合作伙伴，共同来创造世界最领先的技术，通过顺应开放创新的国际趋势，以合作实现共赢。所谓“谋引领”，就是要谋取未来一些重大关键技术的发展方向，并保持引领前沿创新的国际竞争优势和领先地位。具体的建议包括如下几点。

第一，推动更加“积极”的开放。不同于以前的被动开放，未来的中国创新应主动去寻找技术、伙伴，强调“开放合作，为我所用”。这种开放是更加积极主动地去寻求自己所需的创新资源或战略资产，即“谋引领”，本质上属于自主创新的范畴。也就是说，技术不一定完全是我们自己关门做出来的，而是通过合作与分享，对新技术有关键的掌控力，还有能力引导技术的进步方向。

第二，继续利用“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在利用技术资源方面，对未来有重大影响的突破性新技术，我们要给予足够的重视和投资。对中国来讲，要更多的自主创造和共同创造新知识。当然，这不意味着要关掉外部技术引进这扇大门，而是强调新技术的发展更多的要依靠自主创造和共同创造。在人才资源方面，要更多地运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更多地利用国际人才。在国际人才流动方面，以更开放包容的姿态，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才交流合作。中国的公共研发投资、专项扶持基金、政府资助等要有更大的开放度，要允许外国人、包括外资企业去申请；当前以本土机构（特别是国有企业和国内的大学、科研院所）为主申请和获取的格局需要有所突破。同时，利用全球分布的创新资源范围应该更广，不仅包括国外的资本、国际网络以及国际的科技服务，还包括在知识转移过程中所需要的专业律师、法律咨询服务、技术转移服务等。此外，当前世界经济正在面临“逆全球化”的挑战，为此中国更需要充分利用好“两个市场”。

第三，建立有序的多主体驱动模式。不仅仅是政府和国有部门，私营部门、跨国公司这些创新主体都要在中国开放创新的体系中找准自己的位置，发挥更大的作用。特别是对于政府，要有序的多驱动，而非无序。所谓无序，主要是指过度竞争、政府越位等现象的出现。政府必须在促进创新中正确、有效地发挥作用。一般而言，政府在创新链的前端——即高风险、高投入又有正向溢出效应的研发环节——能起到更大的作用；同时在一些特别需要多部门协同的基础性、重大领域，政府或者国有部门能起到更重要的作用。在创新链商业化环节以及竞争效率更高的部门，政府应减少干预，更多地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

第四，调整现有的激励机制。中国从制订战略到路径规划（包括路线图）的能力，相对于许多西方国家都有独特的优势。我曾经与美国国务卿的首席科学顾问交流，他主张政府一定要做路线图。于是我就问他：“你们西方人也喜欢做路线图吗？对你们来说会不会是由下自上的，你们不是经常说要崇尚自由吗？”他说：“你们中国不是路线图做得很好吗？看看你们发展的成就！”由此足见，中国自上而下的体制优势。不过，自上而下的激励机制可能会成为制约中国创新未来发展的一个瓶颈。当前，从宏观到微观的激励机制都要做一些调整。如资源配置，更多资金是进入股市还是投入到创新活动上？又如人才，中国高校毕业生职业选择的结构性变化值得我们高度关注。再从微观层面看，当下针对中国的高校教师、科研人员的激励机制，时而绑得特别紧，时而松得特别快，科研人员面临着不尽合理的评价机制，也承担了过多的职责。究其原因，是制度本身有缺陷，还是引导方式有问题？这些都亟待更深入的体制、机制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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